第131章
它不是什么“祭女文学”，我也在想为什么包括我在内，大家对文学影视作品里有关女性肉体被迫害的话题，有些“麻了”，不断有一些声音在说，“没有别的苦难可以书写了吗”、“真的不想看悬疑片里连环杀人犯奸杀女人了”——虽然这本书没有，但也有一系列的“兔子”或多或少被“侵害”。
我想这种“麻了”有一方面是基于大家对艺术创作创新层面更高的期待（好，我尽力写好这个故事），但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件事还没有被说透，女性的真正困境还不被完全承认。
这种不被承认或许更多是客观上的。想到有关“特权”的讨论中，一个黑人女性问白人女性，每天醒来照镜子时看到的是什么，白人女性说，她看到的是“一个女性”。黑人女性说，“这就是我们的不同，我看到的，是一个黑人女性”——拥有特权的人，是看不到特权的。
曾亲耳听到一位名校高学历男士表达生理层面的困扰，“我连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没有被满足，我要怎么安心学习，我要先找人把爱做透了，我才能腾空杂念去创造价值。”
四个“我”，每个短句都在表达“我”，多么有主体感，多么有配得感——仅仅是面对生理需求和非传统关系。而女性身心若遭遇“灌满一生的潮湿”，却连维护正当权益都需要极大的勇气——因为要面临二次伤害，面临无尽审视。如果说“
metoo”
运动仍旧没能让更多女性有“安全感”，那么更隐蔽更复杂的家内性侵，就是更难以被暴露在阳光下的苔藓。
一位受害者曾说，“如果我们想要反对家暴文化和性暴力，就必须开始谈论它，并意识到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。这不是个人问题，也不是女性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”
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起诉强奸、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，同比上升20.4%。2023年1至6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.7万人，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.5%。
《“女童保护”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》显示，202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（18岁以下）案例当中，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9.41%，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，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；施害人一人性侵多人的有54起，占比26.73%。
其中熟人作案情形突出，占比超八成，涵盖师生、亲属、邻里等熟人身份；这类施害人往往利用身份便利多次作案，持续作案时间较长。其中利用网络施害占比达到了85%，作案跨度最长的达到了6年。
常见的施害者包括父亲、继父、养父、祖父等亲属。这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家庭内部的问题，受害者往往因家庭纽带的束缚、经济依赖、情感依赖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难以揭露真相，因此往往会受到多次侵害。
以上，只是公开报道的数据。
冰山下潜伏的，是更加难以想象的数字。
她们出现在新闻里，只是一段可能会被认为“猎奇”的文字、和“正常生活”有距离的“故事”。但只要随便在社交软件检索关键词，看一看评论区那些隐匿在美好世界的、看起来“正常”“快乐”的女孩子们“轻松口吻”说出的经历，就知道她们内化了多少痛苦，就知道那些电影都拍不出来的真实“故事”多到令人发指。
连载《夜以继日》期间，曝出了诺奖作家爱丽丝门罗的新闻。她的女儿公开在媒体发文，称其曾遭继父性侵，并在多年后写信告知过母亲。但母亲最终选择沉默，仍与她的继父维持婚姻关系。
我想，这件事令大众咋舌的点或许在于，一个拥有财富和地位的智慧女性，为何依然“无法”看见女儿的伤痕、“不愿”保护女儿的权益、还能“若无其事”地以此当作素材书写。
毕竟，我们以往看到的是《玫瑰的故事》里苏更生那需要依靠继父的母亲、《雏妓》里何玉玲那恶毒愚昧的母亲、《洛丽塔》里洛丽塔那早早死去的母亲、《漫长的季节》里沈墨那没有话语权的伯母……
我想，这也是冥冥之中我没有把《夜以继日》里严冬的母亲杜俊芳作为“声讨对象”的原因。
因为无论这些母亲强大还是弱小，她们某种程度也都是“受害者”。
这是系统性问题，不单单是母亲的问题。
这里包括千百年来谈性色变的“羞耻”烙印。
包括我们文化中的“回避”、“忍耐”、“中庸”、“道德”、“孝顺”、“得体”、“家族荣耀”。
包括上一辈对这种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——他们的“雷达”可能不够敏锐。
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与尊重。
包括他们对处理类似事件的恐惧和耻感。
做鸵鸟便成了父母最常态的选择——“事情或许没有小孩子说的那么严重，即便真的有，少接触就好了，都是一家人/熟人，能怎么办？也没有证据，摸一下不会少一块肉，不声张可能也是保护。”
而母亲作为最先被孩子求助的对象，也没有通过抗争获得解脱的历史经验，曾经也没有人为她们站出来过，她们没有真实需求被看见被满足的熟悉体验。在《夜以继日》里杜俊芳作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，在外敢打敢拼，给全家带来不错的物质生活。她理解严爱人的梦想，甚至为她牵线，但涉及代表自己形象和切身“利益”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无法欣赏、无法信任、无法鼓励的，她的子女必须“正确”，不能冒进（比如女儿想要学的专业不被允许）。她比上述问题又多了一层家庭关系的“套子”，加上她身上拥有着被亲情塑造后的“钝感”（父母曾经不同意她离婚，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学生结婚就应该被羡慕，闹离婚就是笑话，就是不懂事），她的“沉默”便有了和门罗同样可循的原因。